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研究院，一生中有過不下幾十位老師，而最讓我難忘的是一個認識前後只有半年多時間的中學物理教師沈石田。

1966年夏天我進初中還不到一年，文革便開始了，不久學校就全面停課鬧革命，全國上下一片混亂。兩年後，1968年底，等待青年學生的是上山下鄉，我因不滿十五歲得以倖免上山下鄉，而進入高中。那時大動亂已經過去，但文革仍在進行。在學校，我們學的是毛澤東的語錄著作和詩詞，外加去工廠學工、去農村學農，有時還批判老師等等。1970年底，趕上工廠招工，進了工廠。從當學徒到成為熟練工人，前後有八年之久，這期間我曾夢想過能夠去上學，但那個年代是沒有選擇自己前途的餘地的。

毛澤東去世的第二年，1977年9月，傳來了大學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當時是既高興又著急，高興的是終於有上學的可能，著急的是離考試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中學的數理化各科對我來說幾乎是空白，怎麼考大學？不僅如此，我還得每週六天每天八小時上班，否則單位不讓我報名考試！我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好歹得試試。我利用晚上和星期六的空餘時間，勉強將數學補上，物理只觸及皮毛，化學卻實在無暇顧及。第一次高考失敗了。

1978年初有幸認識了沈石田老師。文革前，他是另外一個城市的高中物理教師，教學經驗十分豐富。文革中，他和全國成千上萬的教師一樣，被剝奪教師的權利。文革後期調到我的母校教書。高考制度恢復後，他除了在學校的正常教學外，利用其餘時間以極大的熱忱免費輔導著一個個如饑似渴登門求教的學生。他輔導的學生中有在校的學生，也有已畢業離校的學生，還有像我這樣文革中失學的社職青年。他針對我的情況，首先幫我選擇了一套簡明但基本概念十分清楚的物理教材，然後幫我安排學習進度。因我時間有限，他建議我做習題時只列出解題步驟，免去計算。他定期給我批改作業並教授書本以外的解題技巧。除此之外，他還幫我聯繫了一位數學老師和一位化學老師。有了他們的指導，我的學習效果事半功倍。

沈老師對每一個求教的學生都是這樣盡心盡力，卻不索取任何報酬。那時候人們收入都很低，沈老師幾十元的微薄月薪負擔著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他家只有兩個半房間，非常擁擠，學生少時就在外面的半間房子裡坐，學生多時連臥室也得用上。他們家雖然擁擠，卻有一種非常親切溫暖的氣氛，學生們一有空就喜歡擠在一起，或是聽沈老師解析難題，或是相互交流解題技巧。沈老師有一個賢慧善良的老伴，操持著所有的家務，默默的支持著沈老師所做的一切。記得一個悶熱的夏日夜晚，沒有一絲涼風，又碰上停電，到處一片漆黑。我和另一個學生相約去見沈老師，只見沈老師坐在半間屋裡的書桌旁，一手執扇，一手執筆，就著微弱的燭光在給學生批改作業。白色的上衣濕漉漉地貼在身上。他的老伴過一會就遞給他一塊涼毛巾，頭上臉上仍不停地流著汗。那年夏天奇熱，沈老師和他的老伴不知度過多少這樣的夜晚。

上大學以後，我曾寫信給沈老師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他回信這樣說：「路是你自己走的，我只是在你需要的時候扶你一把，如此而已。」

幾年前我第一次回國時去看他，他仍然住在那兩間半房間的房子，只是房子更破舊了，他的老伴重病臥床，他滿頭白髮。我心裡不禁悽涼，而他卻仍然鼓勵我要在學習上不斷進取。

如今想來，那些年沈老師若對學生進行收費輔導，年老之後的境況大概也不會如此清貧，我相信他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且他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這完全出於他一個教師對學生的愛，無私地、全身心地奉獻著，就像那蠟燭一樣，燃燒著自己，照亮著別人。

這個光亮會永遠留在被他照耀過人的心裏。